上月末，当我和我的“合伙人”老宋抵达阿布扎比亚斯码头赛道，标志着中国国际赛车报道最前线的工作室——“派道客（Paddocker）”迎来了现场图文报道的第100场F1大奖赛。
巧合的是，这是我与老宋的十二年之约。回忆2010年，刚进大学主修体育新闻、对赛车运动情有独钟的我在朋友的介绍下，与这位自2005年起就从事F1媒体中心服务的“IT男”展开了一次深度的答疑。
聊下来，深感自己离F1围场遥远，甚至那里与自己想象中的摸样也大相径庭。可老宋的一句话成为“派道客”走到今日的鞭策——“F1有很多机遇，但他们不会等着你去拿，而需要你去主动争取。”
2年后，我首度获批F1媒体证。作为中汽联场地赛官方杂志记者的我对“赛车金字塔”最核心地带的一切事务都感到新鲜，却深感挂着全场通行权限最弱的“绿证（单站证）”，似乎又接触不到什么最核心的东西。那时，看到挂着“红证（年证）”，披着帅气的F1官方摄影马甲的“老江湖”，那种羡慕和向往油然而生。
当时，想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犹如天方夜谭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在上海一家知名报纸的体育版担任记者，虽想利己之长令更多赛车运动的内容通过大众媒体传播，可限于上层的“弱视”而作罢。加上传统媒体走下坡路，我决定离开并试图在“而立之年”前向圆自己的梦，尽管深知这条路将布满荆棘。
毕竟，“红证”摄影记者对华人世界是个稀罕物。除了中国香港的林健辉/何钊明从2007年分享一张外，已故的内地知名体育摄影记者于明曾在本世纪初短暂拥有过两年。老实说，那个圈子长期被欧洲和日本记者把控。
所以，当自己打算真正涉足F1围场摄影师，拜码头、认识点“老人”和“官员”——毕竟没他们，你很难在F1圈子里获得可靠信息源，也会让你的围场生活变得太孤单。其次，就是全力寻找媒体和商业合作机会，确保刊发和预算。还有，就得让自己的护照变得“好用”，毕竟F1是世界锦标赛，作为一名中国公民要跟比赛，签证就能搞得你头大不已。
经过“混圈子”，“全战出席”——中国F1围场人从未达成的里程碑成了自己的下一个目标。但差一点就因英国签证晚出一日而作古。所幸，签证中心得知我的情况后，破例让我在下班后去拿，得以赶上当晚前往加拿大的飞机。
伴随这个里程碑，自己也在前任国际汽联（运动）副主席万和平的推荐下，成为国际汽联（FIA）“媒体委员会”的唯一亚太区成员，也为2019赛季登上只有十席的“优先资格摄影媒体名单(pool)”奠定基础—— 保证发车台和颁奖仪式可提前预留最好拍摄位置，还有专属摄影位在特殊场次使用。要知道我是与美联社、法新社、Getty图片社等世界知名媒体并列写入《F1摄影师手册（F1 Photographer’s Bulletin）》的相关条文。
比我年长近一倍的日本记者对此可谓有些羡慕嫉妒恨，这是仍有厂商参与的他们数十年从未拿到的权限。拿到如此特权是奋力争取而来的。当时，国际汽联传媒部门正考虑更新“pool名单”。我在得到一些元老记者的支持下，去向时任F1传媒总监马蒂奥·邦恰尼阐述为何中国人值得这样的“权利”。一度，既得利益者们——“英国邦”很是反对，但FIA还是力排众议，将我列入名单。
之后也就有了2019年4月，在上海迎来F1历史的第1000站时，我被F1官方团队的镜头所跟踪。作为F1官方短片《赛道边的追速者（Shutter Speed: Trackside with F1 Photographers ）》的三位主角之一，讲述我的赛车摄影故事。
此刻，自己也在小伙伴的建议下从“单打独斗”到“团队作战”。疫情前，重点赛事的多机位拍摄让我们有极大概率拍到突发事件。疫情期间，身居海外的小伙伴也让工作室成为在F1围场中的中国独苗。今年比利时大奖赛，当我在疫情后首度返回现场，很多同行也在第一时间前来寒暄，欢迎我的回归。
在赛道的防护网旁，我用相机定格速度之美。那些曾在精华集锦、杂志书籍中看到的传奇之地，一个个被我打了卡。
将持续不断“刷场次”的自己也期待在20多年后成为围场名人堂（Paddock Hall of Fame）——超过500场出席报道的记者，再度书写中国赛车圈历史。希望到那时，“派道客”能记录下中国人登顶赛事的辉煌时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