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月末,当我和我的“合伙人”老宋抵达阿布扎比亚斯码头赛道,标志着中国国际赛车报道最前线的工作室——“派道客(Paddocker)”迎来了现场图文报道的第100场F1大奖赛。

巧合的是,这是我与老宋的十二年之约。回忆2010年,刚进大学主修体育新闻、对赛车运动情有独钟的我在朋友的介绍下,与这位自2005年起就从事F1媒体中心服务的“IT男”展开了一次深度的答疑。

聊下来,深感自己离F1围场遥远,甚至那里与自己想象中的摸样也大相径庭。可老宋的一句话成为“派道客”走到今日的鞭策——“F1有很多机遇,但他们不会等着你去拿,而需要你去主动争取。”

2年后,我首度获批F1媒体证。作为中汽联场地赛官方杂志记者的我对“赛车金字塔”最核心地带的一切事务都感到新鲜,却深感挂着全场通行权限最弱的“绿证(单站证)”,似乎又接触不到什么最核心的东西。那时,看到挂着“红证(年证)”,披着帅气的F1官方摄影马甲的“老江湖”,那种羡慕和向往油然而生。

当时,想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犹如天方夜谭。大学毕业后,我在上海一家知名报纸的体育版担任记者,虽想利己之长令更多赛车运动的内容通过大众媒体传播,可限于上层的“弱视”而作罢。加上传统媒体走下坡路,我决定离开并试图在“而立之年”前向圆自己的梦,尽管深知这条路将布满荆棘。

毕竟,“红证”摄影记者对华人世界是个稀罕物。除了中国香港的林健辉/何钊明从2007年分享一张外,已故的内地知名体育摄影记者于明曾在本世纪初短暂拥有过两年。老实说,那个圈子长期被欧洲和日本记者把控。

所以,当自己打算真正涉足F1围场摄影师,拜码头、认识点“老人”和“官员”——毕竟没他们,你很难在F1圈子里获得可靠信息源,也会让你的围场生活变得太孤单。其次,就是全力寻找媒体和商业合作机会,确保刊发和预算。还有,就得让自己的护照变得“好用”,毕竟F1是世界锦标赛,作为一名中国公民要跟比赛,签证就能搞得你头大不已。

经过“混圈子”,“全战出席”——中国F1围场人从未达成的里程碑成了自己的下一个目标。但差一点就因英国签证晚出一日而作古。所幸,签证中心得知我的情况后,破例让我在下班后去拿,得以赶上当晚前往加拿大的飞机。

伴随这个里程碑,自己也在前任国际汽联(运动)副主席万和平的推荐下,成为国际汽联(FIA)“媒体委员会”的唯一亚太区成员,也为2019赛季登上只有十席的“优先资格摄影媒体名单(pool)”奠定基础—— 保证发车台和颁奖仪式可提前预留最好拍摄位置,还有专属摄影位在特殊场次使用。要知道我是与美联社、法新社、Getty图片社等世界知名媒体并列写入《F1摄影师手册(F1 Photographer’s Bulletin)》的相关条文。

比我年长近一倍的日本记者对此可谓有些羡慕嫉妒恨,这是仍有厂商参与的他们数十年从未拿到的权限。拿到如此特权是奋力争取而来的。当时,国际汽联传媒部门正考虑更新“pool名单”。我在得到一些元老记者的支持下,去向时任F1传媒总监马蒂奥·邦恰尼阐述为何中国人值得这样的“权利”。一度,既得利益者们——“英国邦”很是反对,但FIA还是力排众议,将我列入名单。

之后也就有了2019年4月,在上海迎来F1历史的第1000站时,我被F1官方团队的镜头所跟踪。作为F1官方短片《赛道边的追速者(Shutter Speed: Trackside with F1 Photographers )》的三位主角之一,讲述我的赛车摄影故事。

此刻,自己也在小伙伴的建议下从“单打独斗”到“团队作战”。疫情前,重点赛事的多机位拍摄让我们有极大概率拍到突发事件。疫情期间,身居海外的小伙伴也让工作室成为在F1围场中的中国独苗。今年比利时大奖赛,当我在疫情后首度返回现场,很多同行也在第一时间前来寒暄,欢迎我的回归。

在赛道的防护网旁,我用相机定格速度之美。那些曾在精华集锦、杂志书籍中看到的传奇之地,一个个被我打了卡。

将持续不断“刷场次”的自己也期待在20多年后成为围场名人堂(Paddock Hall of Fame)——超过500场出席报道的记者,再度书写中国赛车圈历史。希望到那时,“派道客”能记录下中国人登顶赛事的辉煌时刻。